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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仍待夯实稳增长政策需加码

发布时间:2021-01-21 16:06:55 阅读: 来源:立德粉厂家

经济基础仍待夯实 稳增长政策需加码

报告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未来5年到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但短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仍旧存在,经济趋稳向好的基础待夯实,为了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今年下半年稳增长政策还需进一步加码。

近期公布的中国经济上半年数据抢眼,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仍在合理区间,而且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长、物价、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健康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能否延续上半年走势,成为关注焦点。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课题组聚集了来自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劳动力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金融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17位经济学家,经过数月研究,日前发布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报告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未来5年到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但短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仍旧存在,经济趋稳向好的基础待夯实,为了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今年下半年稳增长政策还需进一步加码。

潜在增长率有望保持70%以上

“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单从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望在未来5到8年内保持在7%以上。”一上来,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财大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黄晓东就亮出这样相对乐观的观点。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这两年中外经济学家们观察中国经济一个重要且较新的维度。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探究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可能就意味着无论短期政策如何发力,都很难拉动经济的进一步上行。因此,只有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搞清楚,才能对当前经济走势做到“成竹在胸”,政策制定才能“有的放矢”。

当前有种舆论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出现严重下滑。报告分析了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最重要的三个因素,认为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担忧未免夸大其词。

先看劳动力。“如果政策得当,中国有望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黄晓东解释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滑,造成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这是事实,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有限。课题组估计,即使未来5年至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的幅度递减,拖累到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是降0.7%左右。而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弥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课题组建议,中国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启动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的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有望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再看资本方面。黄晓东说,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固然是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但很大部分原因是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

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如“高铁”,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非常明显。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于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作用。

最后看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其实体现了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重量又要重质。”黄晓东说,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

课题组认为,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最有效的手段。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已经形成了改革的强大潜在势能。

经济回稳基础还需巩固

从长期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固然没有问题;但短期内,我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回稳的基础也还需进一步巩固。

课题组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有增无减。“虽然美国开始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依然谨慎的私人消费对我国出口的提振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加息预期进一步加强,外部金融条件将进一步收紧,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亦将增大,由此引起的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国内的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欧元区经济体深受希腊债务危机的困扰,本来就复苏缓慢的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而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并未呈现明显好转。”黄晓东这样分析。7月1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再次对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可见来自外部的压力是政府的主要担忧之处。

从国内看,目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增多,新旧动力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增长带动投资增长,但是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还在减速,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产能过剩等老问题仍将压制投资回升; 第三产业增速加快,上半年对GDP贡献提高到4个百分点,但由于资本市场向好,其中金融业对 GDP 的拉动作用占到1.3至1.4个百分点,而6月中下旬以来股票市场出现调整,交易金额大幅萎缩,这可能导致下半年金融业增速回落,进而影响到消费、投资等领域。

下半年政策选择要加码

鉴于当前经济增长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课题组建议,下半年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不宜放松,甚至可以考虑适度增加。而后两个季度经济增长能否继续趋稳向好,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下一步的政策选择是否给力。

课题组对下半年政策选择提出具体建议:为了实现政策执行效果,可通过“定向”财政政策与“定向”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促使投资有效流向实体经济。黄晓东解释说,这个政策选择一定是“定向”的。因降准而释放的流动性,在实际中并没有完全流入实体经济。因此,下一步释放流动性时,“定向”很重要。

黄晓东此前在美联储担任过高级经济学家与经济顾问,对美联储货币政策使用非常熟悉。他举例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采用的就是“定向”注入的方式。比如针对大学生发放贷款、针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等等,这样才能让货币真正进入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中。中国经济目前远远没有到需要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程度,但美联储这种“定向”注入流动性的思路可以借鉴。

课题组认为,几个可以“定向”注入流动性的方向,应该被政府关注。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以PPP等创新融资模式大力吸收民间资本、提高公共资金效率的方式来推动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乡管网升级改造、城际铁路、新一代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但如果确定要推行这些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高度警惕短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防范不良债务的积累。”黄晓东提醒。

从中期看,课题组建议,加快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借助海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地区覆盖GDP总量约全球1/3,且近五年GDP平均增速为4.7%,人均GDP与中国相近。我国已经开始逐渐侧重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国贸易出口结构中,与东南亚、印度和俄罗斯这些“一带一路”中主要国家的贸易占比已从2005年的12%提升至去年的15%。出口数据体现得更为明显,从2005年的10%提升至去年的16%。课题组初步估计,未来10年,“一带一路”的出口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要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新红利,通过拓展新需求,做大新亮点,培育新动能,形成稳增长的强大合力。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依然要靠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黄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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